【导语】2023年2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线致敬盛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勇教授荣选“国学星斗计划”。在与国学大典组委会的视频连线中，黄勇分享了自己推动中西哲学家对话的工作，强调不同学术背景对国学研究的作用。他引用庄子的智慧指出，不同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相待，而应该以包容和尊重为前提。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在当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挖掘、创新出一些重要价值，用来指导今天的生活。

以下是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入选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 黄勇

凤凰网：黄老师您好，祝贺您入选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星斗计划，先请您发表一下感言。

黄勇：各位观看国学大典的朋友，大家好！对这次入选国学大典的国学星斗计划，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惭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国学研究领域，比我做得更突出的人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朋友也知道我最初其实是研究西学的，实际上在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做的两个博士论文都是西学的。尽管在哈佛大学做第二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从事国学研究，但是论文本身都是西学的。真正对国学进行认真地研究，是在美国从事教学的时候才开始的，实际上是半路出家。所以感到非常意外，也是非常惭愧。那么我想这次国学大典组委会把这个荣誉给我，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有西学背景，对国学的研究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作为对我从事国学研究的一些鼓励，以后会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凤凰网：您以西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学，其实也会有更多给人启发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么多年来您所进行的学术工作，您自己有何评价？

黄勇：我一直认为从国学的角度去看，我做的这些工作只是补充性、实验性的。因为一般来说，国学研究都会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和传统这一类文本的脉络当中进行。而我会更加侧重理论方面的研究，这就与一般的国学研究存在一些差异。我并非说所有从事国学研究的都需要像我这样去研究，但这种视角和方式实际上也是需要的，所以我才会说我的研究是补充性的，因为国学研究应该是用多种方面、多种方法来进行的。

由于我这种研究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其研究的价值还没有能完全得到验证，所以我还要说我的研究是实验性的。虽然可能在他人眼中，甚至是在我自己这里还对于这些研究的价值抱有一些怀疑，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如果做成了，还是会为国学的研究作出另一方面的贡献，所以我认为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凤凰网：您接下来最希望完成的学术工作是什么？

黄勇：在学术方面，我实际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从事一些编辑工作，另一个是学术研究。

二十多年前我创办了一个英文刊物，叫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这个刊物到今年已经出版到第二十二年，相对其他的比较哲学刊物，这本刊物年纪是比较轻的，这个刊物还是会继续办下去。

另外我还编了一套英文书，这个书叫做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中文很难翻译，现在复旦大学准备把这套书逐渐翻译成中文，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这套中文丛书的名字叫什么。在西方英语世界的出版社有很多Companion（指南），我打算以后把中国所有的重要的哲学家、哲学著作、哲学流派以及重要的哲学观念都各自出一本书，现在已经出了大概18本。这些书范围是比较广的，比方有《先秦儒家哲学》《宋明哲学》《当代儒家哲学》，当中还缺了一本汉唐的没有出来，体量庞大。但是我还有比较具体的，比方说《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道家》都各有一本。到最后我是想把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各自整理成书。我可能还会发展一些主题性的，比方说现在在编的一本是中国应用伦理学的相关书籍。我现在也没有明确计划自己要出多少本书，但是最后可能会出到一百本上下。

另外，我最近刚刚开始另外一套书的编写，这套书实际上是复旦大学做一些开会、出版的经费支持，这套书起名为Fudan Studies in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每一本书都会选择一个当代西方在世的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邀请十来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他的哲学提出批评，然后请这个哲学家回应。这套书刚刚起步，出了两本。这一套书是中国哲学跟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我觉得这种对话非常有意义，一方面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以前可能不一定非常关心当代西方哲学家的一些著作，所以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也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了解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跟这几个西方哲学家也讲了，他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是对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不懂的，尽管对中国哲学不知道但还是可以回应，要么觉得中国哲学讲的有道理，要么他觉得你有些误解。所以两边都觉得这个对话非常有益。

这主要是编辑的方面，当然我自己也是从事一些学术的研究。但是往往没有一个集中的时间，特别是做编辑花了我很多时间，所以有好几本书基本上都写完了，还没有整理成功。实际上我有四本书，一开始都是英文的，有一本是关于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的书，还有一本是关于庄子伦理学的书，也有很多文章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另外我要写儒家的美德政治哲学，写得差不多了。一般人认为儒家主要侧重伦理学，政治哲学方面比较弱，或者即使有的话，也跟我们现代民族社会的政治哲学概念好像相差很远。我认为儒家伦理学主要是一种美德的伦理学，怎么从美德伦理学里面发展出政治哲学，是有一定的难度。我最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这是第三本书。还有第四本书，我已经跟当代西方哲学家进行了一些对话，从中国哲学角度对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做了回应。我准备把可能有七八位哲学家的对话整理起来，然后对他们回应再做一个回应。这是我近期研究要做的事情，希望以后的三四年里能够完成。

“宽容”的概念有问题 庄子的包容和尊重更积极

凤凰网：谢谢黄老师，您在学术编辑、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上已经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刚才听您谈到近期和将来的学术规划，非常的宏大，也非常的重要，中西哲学的沟通对话，这真正是让中国哲学参与整个世界哲学的建构，而不仅仅是说我们把中国哲学拿出来说给别人听。所以说您的学术工作真的非常有意义。接下来要请教的是，过去一百多年里，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实际上有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有反传统的，有时候又要坚持传统。因此理解传统，回归常识，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您认为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真的能让社会变得更加包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黄勇：您刚才特别用了“包容”这个字，这跟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宽容”不同。宽容在英语里有个词叫做toleration。宽容在西方世界成为了一种社会的价值，或者说要成为一种个人的美德，你作为个人怎么样宽容他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怎么样要宽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在联合国宪章里就提到宽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有一个“国际宽容年”和“国际宽容日”，但是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从庄子的角度去看。宽容这个概念实际上很有问题。为什么呢？比方说我对你很宽容，也就说明你做错了事，我对你宽容，我忍住了不对你造成伤害。所以，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性别或者性取向的人要宽容，这个宽容也就在说你有些方面是不对的，但我还是忍受了，忍住了不干涉你的生活，这就是宽容。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宽容这个概念的当代哲学研究也看了比较仔细、比较多的材料，一般哲学研究认为宽容这个概念里面就包含了一种反对的成分，你之所以宽容一个人，一定是你反对他，如果你不反对他，完全赞成他的话，你就不会说宽容这个词。

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你说对不同文化的人宽容，我为什么要宽容他？只有他们这个文化有问题我才宽容他，假如一个人说你是中国人我对你很宽容，我觉得有问题，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问题吗？如果我对一个黑人说我很宽容，那就是黑人也有问题。所以宽容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是当我们把它用到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这一方面的人的态度上来说，是存在问题的。我这篇文章主要是用庄子的一些观点来论证，我认为庄子实际上有很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态度，他的文本里没有这个字，但我认为他是一种尊重。

比方说鱼喜欢生活在水里，他并不说我们应该宽容这条鱼生活在水里，而是我们应该尊重它，因为鱼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庄子》里面经常会谈到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动物，人与不同动物的关系，实际上我仔细看了庄子的文本，绝大多数场合当他谈到我们人对待不同生活态度时，他只是一个引子，转过来就说我们对待人应该怎么样，实际上他是用对待不同动物的态度，来说明我们对待不同人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尊重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

这跟我们现在用来翻译西方宽容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他（庄子）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讲的“包容”这个词，我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包容在一起，实际上可能还更进一步，不仅仅是包容，而且还是尊重。所以我认为庄子的尊重，比西方哲学里面强调宽容这个概念要积极得多。因为宽容有一个反对的成分在里面，而尊重就是没有反对的成分。我应该尊重你的生活方式，就好象鱼喜欢生活在水里，我当然要尊重鱼，如果鱼无法生活在水里时，我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它回归正常。

我从这个很小的侧面，从庄子的角度来回应您刚才提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国学里面，有很多这种资源可以挖掘出来，为我们当代社会服务。如果当代社会推崇这样的价值的话，就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好，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中国国学传统里面，还有其他方面也可以挖掘出很好的价值观念，对今天的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者的社会责任 在发掘和创造价值

凤凰网：中华传统文化要活起来和走出去，不能光靠口号或者政策引导，通过学术研究来求真，引导社会来求善，这实际上还依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您怎么看待学者在当下的公共使命？

黄勇：我想说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觉得不能夸大学者的公共使命，因为学者不能做学者以外的事情。当然每个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公民，作为公民，当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不是学者，都有些社会责任。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当他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去做并非学者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坏处比好处更多。另一方面，学者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纯粹提出一个新奇的理论就满足了。我们中国的学问，很重要的方面是一定要有些实际价值。我们从事研究，时刻要能够保持对当代社会的一些关怀，然后从国学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发现一些价值，可能这些价值对于今天的社会比对古代社会更重要。所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挖掘创新出一些重要价值，用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方面。

凤凰网：您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资源来解决现代伦理学问题，那么请问普通读者在阅读经典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把传统资源与解决现代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黄勇：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一般读者在看古代文献的时候，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像《圣经》一样的作品，不提出一些批判性的问题。这样一种读法实际上是误解了这些古代经典本来的意义。不论是学者还是一般的读者，在读古代经典的时候，一定要从我们当代人的观点对古代经典提出一些批评。光提批评还不够，还要再从经典里面看看它是怎么回答的。另外，看看古人或者历史上的评论。我们在看文本的时候可以带着一种批判的角度去看，这可能是真正对文本的尊重。实际上我们从一个批判的眼光去发掘的话，可能精华的部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比只是从看字面文章可能要更多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学者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凤凰网：华人国学大典是一个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传播活动，也是由媒体、学界与公益界联合推动的民间公益活动，从发起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您能否说说对于国学或者国学大典的印象以及期待？

黄勇：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方面。国学给人的印象，一是专门研究古人的东西，二是专门在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国学大典让我看到的是你们非常强调创新。国学并不只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国学大典没有把国学作为一种死的东西去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东西在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我发觉国学大典在推动国学研究的时候，非常强调去推动文明互鉴，强调国学需要跟西学或世界上其他学问进行对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国学大典的推动工作，跟一般的国学研究活动比较起来，是更现代、更创新、更活化、更开放的。我也希望国学大典能把这两个方面的特色坚持下去，因为再宏观一些，对国学的发展也是在促进国学跟其他文明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促进了很多文明的发展。

【特邀采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仁仁教授

【编辑整理】柳理 关静